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无不说明了这一点。一般来说，统冶者“居庙堂之高”，强调的是“仁”，而民间“处江湖之远”更在乎的是“义”；在统治者内部，文臣强调的是“仁”，武将强调的是“义”。 其实，在古代，虽然也将“仁义”作为美德，但其在道德中的地位并不显要，《孙子》中说的为将者要“智信仁勇严”，智，也就是谋略是放在第一位的，义甚至没有提到。宋代以后，“仁”成为君相文人的最高理想和最高荣誉，同样，“义”也成为武人的最高理想和最高荣誉。无论是谁，凡是被认为能做到“仁”和“义”的，后人便将他们推到道德的至高点；反之，做不到或者说是不仁不义的，便会遗臭万年，永世不得翻身。大到改朝换代、抵御外侮，小到江湖仇杀、个人恩怨，为了做到“仁义”而勇于任事和担当甚而牺牲生命的，被称为“成仁”和“就义”。上对下要仁政，下对上要忠义。其实，这是中国人的聪明之处。中国人对于个人品德的要求其实是并不高的，一个人只要在大是大非有关的问题上做对了，他的个人品德（例如：吃喝嫖赌）的毛病便会被大众忽略。相反，一个人的个人道德学问再大，如果在气节上有亏，不仁或者不义，则他的一切成就会被忽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个人道德再不好，损害的只是个别人，而气节上的失败，会连累到一大批人，甚至是一个国家、一个民族。看一下中国的二十四史，文天祥、陆秀夫、史可法们，他们的学问未必比得上秦桧、严嵩。而其身后之名却相差这么多。岳飞、张世杰的战功未必及得了石敬瑭、洪承畴，但千数年来，前者号为忠烈，后者称为汉奸。而历代统治者，为了使臣子死心塌地忠于他们，对历史上的成仁就义的，无不多加颂扬，即使这些是当初是为了反抗他们而死的。远的不说，近代最典型的是康熙为史可法建忠烈祠、为陆秀夫祠题写“忠节不磨”；乾隆诏令修贰臣传。 虞允文是中国历史上不多的以书生统兵，且建功立业的例子。宋以来，历代史学界对他多加褒誉，我个人认为，并不是他位高权重爵禄，也不是他文武兼资的才能，甚至不是他临危受命的胆识。恰恰是他那一颗为国为民的仁义之心，他不是天生的军事家，只是在特殊的时刻、特殊的场境，为了不使胡马渡江、不使生灵涂炭，义不容辞地担起本不是他一介书生所应担当的抗敌重任。我们记住他，并不是因为他在那场影响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战争中的成功和胜利，如果在采石之战中他失败了，他同样会彪炳史册，便如后来的张世杰、陆秀夫、文天祥。我们记住他，是因为他恪守了最重要的仁和义，并把这种精神力量，传递给每一个参战的士兵。ｍ.paｒＴsＯＲDＥr63.cＯ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