墙角，以及最重要的，税赋问题。 按照旧制，这些官员所占土地，除根据职官等级得以免税的一部分额定田亩之外，余者都应照常按制进行夏秋两税的缴纳。但是，这其中的操作空间可就太大了，让官僚自己给自己的土地为国家收税，可想而知这其中会发生些什么。 并且占地官僚中，不乏似苏逢吉这样位高权重的人物。并且，而今天下，地方财政尚且未归中央，地方财税，也只有一小部分输送向东京，数目多少，还得看地方上的实权官僚、将吏们的觉悟。 仍以西京为例，倘正常税收入库，洛阳周遭能收上多少税收，绝对要打上一个大问号，逃税避税甚至抗税，恐怕是这群官僚的基本手段。基本可以肯定，财赋大部分会来源于那仅占着两成地的自耕农或半自耕农。 同时，收上来的这部分税，大部分又要用于西京衙署正常的运转支出、驻军的供给以及养的那些勋臣贵族。能输送到东京，供朝廷调用的，可想而知会是怎样一个渺小的数目。 事实上，去岁秋税，就是这般的情况。 直接便能联想到大宋的情况，赵匡胤的赎买政策，虽然收了兵权，抑了武臣，却也催生了大量的贵族地主，勋臣、官僚乃至地方豪强，都能合法地兼并土地，广置豪宅庄园。而于国家而言，税定然收不齐，每年还得拿出大量的米粮布帛来养他们，勋臣、官僚可是都要拿俸禄的。这对国家的财政，当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。 赵匡胤靠土地、俸禄、名爵、赏赐来收买军心，达到“杯酒释兵权”，解决自唐末以来兵乱“根源”的目的，却也极大地加速了封建王朝下土地矛盾的积累爆发。 有一说一，换作周世宗郭荣，绝对不会选择这样的手段，不是能力上的差距，而是性格问题。郭荣刚毅性急，为了增加国家财赋，可是连“灭佛”都做得出来，又怎会给国家背上这么个重负。 思绪稍微飘远，刘承祐也能稍微透彻点地理解，宋代于诸路州府设置转运使，专掌握地方财赋的目的。除了强化中央财税，削夺地方节度财权之外，恐怕也是囿于那危险紧张的土地国情形势。若不将财税独立出来，任由地方官僚们操作，看他们会不会废私爱国，又或者不惧强权，尽责履职。 远的暂且不谈，现在问题摆在刘承祐面前，怎么处置？ 下诏夺其夺其田宅，这是最简单粗暴，也是最容易引起变乱的做法。且起到的效果，很可能会适得其反。况且，这些人的土地，倒也不是全是非法侵占。一刀切的做法，恐失人心。 加其税，手段稍微温和一些，但结果恐怕也不会尽如人意。更有可能的，是这些“富产者”将压力转嫁到为他们耕种的佃户身上。 但是，这样的情况必须得遏制，适宜的制度与政策，能够想到不少，但是，再好的政策，也得有人去实施，而刘承祐缺人，更缺权威。纵使此刻，他下一道诏，严禁天下官员私自圈地占民，谁了他？动了阶级利益，必然引得群情反抗。 “或许，朕还需要一干酷吏？”刘承祐心中默默嘀咕了一句。 不过，稍微幸运的是，“船小好调头”，几十年的战乱下来，纵使大汉接手了不少累朝沉疴，但是，那股子官僚力量实则还不算强大。只要中央够强大，皇权与朝廷的威严树立起来了，迟早能推动解决。 中央如何强大，皇权的威严如何树立，最终又得扯到军队上。没办法，这个时代，万事万务必然指向军权，军队是基础，强权即真理。 从大的方面，土地政策与制度，还需根据国情需要，重新制定。 整个天下的形势，绝对不像洛阳这边严重，毕竟占再多的地，也得有足够的人去耕种。以乱归治的阶段，地不值钱，人更重要。并且，仅以地方而言，那些节镇方镇们，如欲敛财聚赋，又岂会放任属下官员将吏太过放肆，影响地方的财税。当然，最大的地主，还得数那些节度、观察、防御、团练使…… 洛阳这边，以其西京的特殊政治地位，情况显然是有些畸形的，针对于此，刘承祐也得想法子压制一番。 “军队。”刘承祐小声呢喃了一句。 李少游站ｍ.ｐａｒｔsoｒDＥｒ63.ｃＯ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