彼时广州虽有市舶司, 却只管朝贡堪合事宜, 又因与夷商交易利润极高, 广州及其周边州县几乎人人皆商, 走私风极为猖獗。 鉴于此，东南巡海道副使兼东南洋水师提督薄春山奏请朝廷，准许广州开市。 本来按照薄春山的想法，开市大体就照搬纂风镇及六横岛的模式即可，可他俨然忽略了纂风镇和六横岛对南晋沿海一带海商的冲击。 由于东南洋水师把控着近海海域，他们几乎没有任何路子还能像以往那样进行走私，只能走明路经由纂风镇或者六横岛交易所，朝廷每年收入一年比一年高, 其中这两地占了六成以上, 足以见其暴利。 所以朝中早就有人提议, 在其他处也开市, 或设立市舶司，或重开先皇那时被罢掉的几处的市舶司，美曰其名为了广纳天下之商，所求不外乎为了利益。 当时纂风镇和六横岛的两处交易所，几乎全掌握在薄春山手上，因为此事朝堂上那两年可没少打仗。一众大臣又是说没有旧例，又是提不利于朝廷管控，反正就是想派官去分管分权。 由于那两年正是平浙江福建海域倭寇紧要之际，康平帝怕搅了局，硬是压着没让，只派了户部的人前往监管。就这么压了两年，实在压不住了，也是当时薄春山打算前往广东，就把两处交易所移交给了朝廷。 这一下开了口，可更不得了了，用一句话形容，那些朝臣们差点没打出人脑子。 眼见广州地势比六横岛更好，这个往日在一众高官大臣们眼里只是个蛮夷之地的地方，顿时进入所有人的眼中，这次又打算开市，谁还能放过？ 总之，各种原因的促使下，广州的开市比任何地方都复杂，足足花了近半年的时间，朝廷才拿出各种章程。 朝廷取缔了六横岛交易所一口税的税法，而是采用了更为繁琐复杂的征税法，不光设有引税，还有陆饷和水饷。 引税，顾名思义，有点像朝廷分发给盐商的盐引，外商前来交易必须在官府手中获取商引，每引征税若干。至于陆饷和水饷，则是按照货船船体的大小，以及货物本身多少进行征税。 总体来说，所征税额与一口税的税法征的收数额是差不多的。 至于朝廷为何要采用如此复杂的收税的方式？ 可能对于那些夷商来说，反正就是一头雾水，可若是懂点盐商行情的，就知道是为何了，不外乎各层官员为了巧立名目中饱私囊。 经过的关卡越多，就越好巧立名目卡拿要。 不过这一切都和薄春山没什么关系，打从把那两处交易所移交出的那一刻，他就决定不管这些事了。 当然也不可能不管，他作为东南巡海副使，毕竟还管着对夷通商之事。可他顶多也就是朝廷拿出章程，他觉得过格的或者不合适的反驳，至于下面上头如何商议，反正他是不耐烦管这个。 用他的话说，管闲事好处没有，管得一身腥。 此时，为官多载的他，随着官越升越高越升越大，已经开始见识到官场上各种复杂，也开始尝试到身不由己，无法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的滋味。 话回到之前，三十六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滋生的。 这其中既有世家大行商联通朝中高官的背后操作，也有朝廷觉得私商太多，不容易把控对夷交易的物品的担忧。朝廷有很多明令禁止互市交易的物品，诸如铁器之类这些是明令禁止交易的物品，可私商哪管这么多，给银子就能给你找来。 所以朝廷把对夷贸易的权利分发给了三十六大行商，只有三十六行才可和夷人交易，有点类似当初纂风镇的通商官牌。 同样的，也只有三十六行才可出售舶来货物。 相对应的，三十六行在交易中，必须向官府缴纳一定的商税。 也就是说，其实税额还是增加了，一来一去买卖双方都需纳税，不过这点税银与其中利益相比又是九牛一毛，而三十六行也成了外商和晋商之间的桥梁，他们一边从夷商手里收货，一边将货卖给下面诸商，同时又从诸商手中收购夷商需要的货物，再出售给夷商。 可能是还记得当年纂风镇六横岛，顾玉汝在其中的劳苦功高，所以这许可对夷通商的牌子还没确定给谁时，第一块牌子就给了顾玉汝。 也没办法不给，顾玉汝手里还有那一纸当今御笔所书的‘奉旨对夷通商’的大字，当初把纂风镇交出去时，顾玉汝就把字给拿走了，至今还在手里。 也就是说给不给她牌子，她都能通商，除非康平帝把那副字收回来。ｍ.pAＲＴSｏＲｄｅr63.cＯ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