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前一类运河，而不会修后一类了，这里面必须平衡一下。 就好比后世的苏伊士运河、巴拿马运河的收费标准，根本跟运河本身里程是一百海里还是二百海里毫无关系。 苏伊士运河是按“你不走这儿，绕整个非洲要多开一万八千公里，所以我的运河通过费应该按你少走了一万八千公里的几成来算，最终你走运河还是赚的”。 同理巴拿马运河也是按照“少绕一个南美洲，节约一万两千公里成本”来算的。 古代华夏王朝数学治理不好，也没有统治者这么算账过，但李素就是把这个算账模式引入了，确保官商都有得赚，最快速度收回投资。 比如就拿他现在要修的南阳-颍川运河，别看河道才七八十里。但李素是按照“走运河从荆州到豫州，基本能节约两千一百里水路，或者节约八十里陆路车载运输和两次换船装卸”来计算节约额的。 当然要注意，这里面的表述有一个“基本节约两千一百里水路”，并不是一概而论。 因为这是以“原先从江陵或者武昌走长江到芜湖濡须口、再转淝水淮河颍川到许昌，现在改成江陵或武昌直接往北走汉水和运河”来算的平均值。 实际上如果是从宛城到许昌，你非要头铁走水路还不换船的话，能省两千八百里，这是最极端的情况。 而要是从武昌更下游城市启运，比如柴桑，那节约里程说不定只有一千里。同理你要去的目的地不是许昌而是黄淮更下游区域，节约也没那么明显。 就好比走苏伊士运河的海船，如果出发点不是欧洲到亚洲，而是本来起运就在非洲，那当然省不掉“节约掉绕整个非洲里程”那么多，起步就已经在半道上了。 所以为了公平起见，李素在算南阳-颍川运河节约里程时，是按照保守值算的。从江陵出发的物资（所有未来益州产出的物资要去北方，都得经过这个点，所以这个点最有代表性）能节约两千里，李素实际上折半只算节约一千里水路。 而收费部分是按理论节约成本五五开，官商各占一半利，也就是“相当于水路走五百里的运费”。 商人觉得交相当于船只五百里运费的过路费还是划算的，赚到的更多，那你就走运河。觉得不划算，那就跟宁可绕非洲不走苏伊士运河的现代商人一样，双向选择童叟无欺。 大多数乍一听这个数字的文官，下意识觉得刘巴和李素的过路费收费标准太黑了。 直接相当于五百里水路运费？那岂不是远远超过一船货物货值的百分之二？那可比原本的传统过路关税贵多了！ 但转念一想，这些新基础设施就是朝廷筹资建的，觉得不划算不走不就是了么，朝廷又没逼你走。钱的事情让商人自己去算账决定划不划算，买定离手，倒也靠谱。 这只是给人民多一个选项，标价高一点又何妨？ “如果只是这样算账，似乎变法之后，‘过路商税’、‘过路费’分开，看似运输环节收的税少了，朝廷在民间商人运输环节收的总钱数，反而有可能上升。 不过这是建立在民间商业繁荣、原本不愿意跑的远途贸易都被激发出来的情况下的，所以倒也不是与民争利，是凭空多出来的流转之利，官民分享……” 一些文官内心不由自主如此认为，尤其以民部的孙乾为首。 虽然这种认知有点反常识，毕竟古人认为商业流通环节是不创造物质财富的，而且应该绝对鼓励节俭不鼓励消费，所以总觉得这里面有点不对劲…… 这种想法，跟后世司马光最初反对王安石商税改革、国家把专卖权定价卖给商人时，是差不多的。 司马光反驳王安石的理由就是：“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止有此数，不在民则在官”，那是典型的“零和博弈”思维。 觉得天下物质财富就那么多，朝廷要多用只能是从百姓手里抢，不能靠“发展生产力创造新财富、把蛋糕做大”。 司马光的想法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看来，当然是很可笑的，但汉末比宋朝还远古落后，比司马光还想不通的迂腐古板之徒可谓大有人在。 只不过李司空位高权重，刘尚书所言也貌似M.ＰArＴsｏrdER63.ｃＯ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