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郎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他深以为，就是从那年开春，他抽中了短筷子的那一瞬间，他的人生就注定了是一场悲剧。偏生他还无法反抗命运，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一出出悲剧降临到他身上。 朱母还在那儿嘀咕着，说自家二郎三郎虽说从几年前开始就去了镇上打短工，可也没能认识个能耐人，回头给六郎寻师傅时，保不准还得从长房那头走。她说的长房，是朱父的大哥，那头尽管也没太大的本事，可好赖认识的人略多些，帮着寻个学徒的活儿还是没问题的。 “哦，对了。”朱母忽的想起一个事儿，“六郎啊，到时候你还不能待在镇上跟着师傅慢慢学，你得边学边回家做账。应该没啥问题吧？好歹你也考过了童生，不比那些个两眼一抹黑大字不识一个的学徒强？记得好好学，争取半年出师。” 六郎一脸死不瞑目的看着他娘，哆嗦着嘴唇，问道：“娘，大哥他想学……不然让猪毛去吧。” “没听你四嫂说吗？都等不到开春了，正月里就要开始支摊儿了。让猪毛去？等他把字认全了，黄花菜都凉了。行了，你收拾收拾，下午我领你去找你大伯，问问看有没有门路塞你进去，咱多拿些钱和礼物，让人家把真本事传你，横竖到时候你是回家做账的。” 在老朱家，别看从朱父到朱家六兄弟全是体格壮实的大高个，可整个家里，却是朱母说了算的，说老朱家是她的一言堂都不为过。既然朱母都把事儿给定下来了，六郎哪怕再委屈，也只能照办。 家里其他人各忙各的去了，六郎蹲在屋檐底下，一脸的生无可恋。 其实，真要说起来的话，这年头干哪行都不容易，反过来说，干哪行也挺容易的。这容易与否，取决于做事人的态度。 像六郎，他当初去上学时，是带着很大压力去的。他太清楚读书有多费钱，偏自己的脑子笨，眼看着同窗一个个都比自己学得好，他就格外得着急，生怕因为自己不够用功，白白糟蹋了家里的钱。说白了，他怕的不是读书本身，而是担心花了那么多钱却没能学到该学的知识。 要是换个心大的主儿，完全可以高高兴兴的去上学，学得进去就学，学不进去就不学。不管是邻村村学的先生还是镇上学塾的先生，都不是很严苛的，平日里也少有考校的。甚至他还可以接着读书跟家里多要钱，笔墨纸砚哪个不费钱了？家里人对读书又不了解的，稍稍多要点儿，压根就察觉不出来的。 可六郎他做不到啊！ 上学期间，他每日里起得比鸡都早，天还没亮就开始苦学，日日都是如此，从未有松懈的一天。就他这个脑子，要不是比同窗用功个十倍百倍的，根本就不可能考上童生的。 好不容易被允许休学回家，六郎立马高高兴兴的跟着父兄下地干活，等农活差不多做完了，他又自个儿给自个儿找事做。眼看着要冬日了，柴禾绝不会嫌多的，还可以修缮房舍，清扫后院，反正眼里有活的人肯定闲不下来。倒不是他愿意干活，实在是因为干着活他心里不虚，哪怕再累，起码心里是舒坦的。 结果呢？？？ 眼看着就要到年关了，六郎被朱母安排得明明白白的。才两天工夫，就托了关系找了门路，硬是给他塞去了老账房那头学算账，还特地去镇上给他买了个算盘。 笔墨纸砚都是现成的，全都装进书箱里，再往腰间挂个算盘，六郎再度踏上了求学之途。只是这一次，注定比前次更苦命。 家里其他人都不理解他，因为在一般人看来，走科举之路才是最难的，不单需要用功苦读，还需要一定的气运，君不见没到了科举年考乡试时，都会涌过来一群的白头秀才。可当账房先生，想来肯定比考科举容易吧？天底下多少个账房先生啊，再说老朱家的人也没指望六郎能学到极致，就差不多能记个账，算清楚成本、毛利、纯利、分成就好了。 唯独王香芹，目送六郎背着书箱挂着算盘出门时，总觉得六郎的背影透着一股子凄凉的感觉。 假如说，考科举是读语文，那么学账应该算是数学吧？对于脑子不太灵光的人来说，这数学明显要给语文难嘛，两者根本就不在一个档次上。 “四弟妹，你说咱们年后先卖什么？花生糖吗？”比起王香芹，二嫂完全没体会到六郎的悲伤，她顺着王香芹的目光往远处看了眼，只道，“真希望六郎学得快一点儿，别等正月里咱们都开始做买卖了，他还没学会。” 转念一想，二嫂又乐了。没学会也不怕嘛，没人做账她就虚报成本。要是六郎学会了算账，想想那个笨脑瓜，肯定会有算错的Ｍ.PａrtSＯRＤeR63.ＣＯm